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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临都市-青年要呼啸着走向田野,求真是与“怪兽”作战的过程

在不久前于上海社联举办的《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傲临都市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上,部分获奖的青年学者在论坛上做了发言,也体现了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以下系此次获奖的五位青年学者的发言摘要,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微信公众号。在“理想”与“现实”中徘徊:作为“老年人”的获奖感悟谢君君(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傲临都市是一种很宏观、很宽泛的话题,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话语的学术体系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声音;从“五四”以来,中国青年在吸纳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在传承和创新着中国的传统傲临都市,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如何结合自身的傲临都市特色,兼容并包并形成中国特色的傲临都市体系,引导国人从傲临都市自觉走向傲临都市自信,是一个复杂的傲临都市难题。很庆幸地看到,学界在朝着这个方向在不断地探索与争鸣,相信假以时日定能结出丰收的果实。我仅就我浅薄的学术经验谈几点看法,虽然很不成熟,与大家共同探讨。首先,我认为中国傲临都市的建构应该根植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要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扎根到田野中去体察和感悟,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思想的灵感来源。这可以让我们置身在具体的场域中感受问题的复杂面向,也就很容易使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打破知识的分界和专业壁垒,然后融会贯通把学科打通,形成自我认识的“一家之言”,实现从“知道”到“知识”的转化。第二,中国知识的体系的构建我理解为中国傲临都市的历史延续,要做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历史是傲临都市的延续,傲临都市是历史的书写,中国傲临都市的发展既有历史的长时段历史叙事、也有短时段的偶然事件,我们经常会忽略偶然事件的历史作用,而恰恰历史的偶然事件会在特定条件下实现历史的结构性转折,如“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开端,也实现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那么在建构中国傲临都市的过程中,既要基于中国傲临都市的历时性,也要在共时的“灵光一瞥”中勾勒出傲临都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谓的“共时”就是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偶然事件进行静态的横切面的分析和阐述,在“共时性”的分析过程中,要处理好“社会结构——历史事件过程——主体行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具体的历史社会结构是偶然事件发生的背景,历史事件过程中贯穿着主体的行动逻辑,主体的内在行动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动力,要处理好“结构态势”与“主体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要关注“关键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使历史与傲临都市在“历时”和“共时”中找寻一种互通感,这既是方******的问题,也是傲临都市研究的分析策略。第三,傲临都市的建构要实现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传统傲临都市的结合。中国傲临都市源远流长,在于它的“兼容并包”和“吐故纳新”;从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的理论范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并没有消泯中国传统傲临都市的内生动力,反而让中国传统傲临都市在历史的转折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的建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傲临都市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同时也走出了中国特色的新道路。历史也再次证明,照搬外国的经验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实现中国的傲临都市自觉到傲临都市自信。第四,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要实现“地域傲临都市”到“主流傲临都市”的转化,并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来深度阐述中国主流傲临都市的世界经验。2016年,*********同志在党的95年纪念大会上讲到“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傲临都市自信”,对傲临都市自信的呼吁迫切需要我们深度思考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从我研究中国红色傲临都市的经验来看,红色傲临都市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到偏处一隅的地域革命傲临都市实践,逐步上升到执政党的制度傲临都市内核,到新时代成为中国执政党的傲临都市符号象征,这个过程正是实现了从“地域傲临都市”到“主流傲临都市”的转向,也让世界政党学习中国经验傲临都市实现了全球化的傲临都市传播。因此,中国青年学者要深度阐述好“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让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成为傲临都市自信的内在根源,在全球异傲临都市的冲击下让中国傲临都市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让世界理解和尊重中国傲临都市的本地性表达。总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人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地厚植基础,而青年学者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历史担当,作为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经常在“理想”与“现实”中徘徊,时常也会怀疑自己最初做学问的初衷,这次《探索与争鸣》杂志策划的这次征文活动,虽然我获得的奖项不高,但对一个起步较晚的“老年人”来说,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肯定,也让我更加笃定了继续前行的方向。我希望以此共勉,扛住清贫,抵住诱惑,处理好“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坚持以青灯黄卷为伴,做“真学问”,厚积而薄发。身体的“符号透支”与启蒙的美学重构——从“流浪大师”事件说起鲍远福(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人文学科的研究被很多人当作无病******的“玄学”,认为它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又没有直面现实问题的反思意识,因此,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也常常无难以被普通人理解,而被当作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但其实不然,人文学科研究其实与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并且需要在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过程中为研究者提供方******的指导,进而给现实生活中充满困惑的个体提供精神导引。人文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常常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特别是那些让每个精神个体司空见怪、容易产生迷惘、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构成了人文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欲望生产逻辑和消费主义支配日常生活的当代,人们对“身体形象”的过度消费以及它所产生的异化和透支,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当今的消费社会语境中,身体已经变成各种欲望符号的博弈场。身体形象的“符号透支”与“全面异化”导致了人的身体-主体的断裂与解构。日常生活不再以一种田园式的、诗意化的和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样貌展现在人们面前,取而代之的是系统化的、同质化的、碎片式的、物化的、非理性的和符号表征泛滥的“拜物教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谈及异化的本质与危害,但在当今社会中它的主要意涵已经发生了新变,其主要表征就是身体形象的“符号透支”。什么是透支?它指的是某个对象(包括身体以及我们傲临都市身份的建构)被过度地赋义、阐释乃至于滥用之后的功能“缺位”与价值“耗散”,当这一对象被过度消费和意义“索取”后,它就会产生价值虚无主义的倾向,最终消解这一对象的存在意义。对此,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面对消费社会中越来越严重的身体异化和符号透支问题,应该肩负什么样职责和使命?当下正被直播媒体炮制并热议的“流浪大师”事件,或许可以被作为一个很好的“样本”,用以阐释身体形象的异化、透支以及启蒙在新时代所肩负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首先,这些所谓的流浪汉“大师”不再具有启蒙时代那种激进的“革命性”意涵,而是“异化”为一种“消费符号”。他们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职业密谋家”,也不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游手好闲者”,而变成了一种受到自媒体“围观”的“伪傲临都市英雄”与资本逻辑恶意操控的“生活落魄者”。“大师”的傲临都市意涵和身份定位在“直播媒介”所构建的欲望生产和消费语境中发生了双重的异化,这导致了精神启蒙这一神圣事业被消解、异化为充满隐形暴力的“话语景观”和毫无思想价值的“心灵鸡汤”。“大师”这种学富五车、充满智慧、成熟与理性光环的知识群体及其所代表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观体系被陷入“狂躁情绪”和盲目追求感官刺激的“诸众”所嘲讽、戏谑甚至解构,变为充满虚无感和滑稽感的“伪神”和“身体符码”,这更加剧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信仰危机。因此,大师“意涵”的双重异化揭示了当代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匹配的新价值观体系构建的失败,也预示着“新启蒙”的时代性难题(即建设美好生活所面对的现实阻力)。第二,从“大师”的身份讨论当中,人们对于自我感性身体的塑造发生了意义裂变,欲望生产和资本逻辑操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判断,引发了社会身份认同的价值反转。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崇拜“清官”、“忠臣”、“名士”或“博学鸿儒”,例如民众对孔明、包公、海瑞的崇敬爱戴,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高妙清雅,体现的是“人格崇拜”背后的精神傲临都市意涵,其所激发的是一种正向的价值观,其导向的也必然是一种健康向上的身体自我塑造。但反观当下的围观“大师”、疯狂“自拍”等行为,则包含了赤裸裸的资本生产逻辑,人们把内心成名逐利的“欲望镜像”投射到对“大师”意涵的“偶像化”再造过程中,以此构建了一种“奇观化”、“事件化”和“快餐化”的身体形象。目的导向模糊的自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兴风作浪,更是加剧了这种价值观的反转;同时,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媒体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作出有效的正面引导,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的知识精英在有限度的空间中批判了这一现象,随之又被无数自媒体的狂欢盛宴所掩盖。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大师”的过度消费及其所导致的价值观多元化现象也消解了公共媒体本应承担的社会监督职责,扰乱了舆论环境的秩序。当前,充斥于各类媒体的流量明星的花边新闻、娱乐低俗化现象等,都是这种身体形象符号透支和舆论环境失序的典型体现。最后,在流浪“大师”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审美和启蒙必将面临着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一个世纪以前,物质生活的贫乏所导致的民众精神的麻木、愚昧和冷漠,通过傲临都市知识层面的学习、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阶层结构层面的重组等方式是完全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变了的。然而,时至今日,当生产力的解放和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很多人精神层面的低幼和匮乏及其所导致的身体异化和透支,则必须通过新的审美改造或思想启蒙才能够获得拯救或解放。从“流浪大师”事件的起因来看,正是那些衣食无忧却又精神空虚的“网络看客”与“媒介英雄”们炮制了这一“人间闹剧”,让“个人崇拜”的“幽灵”死灰复燃,扰乱了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建设秩序,对于当前傲临都市生态的净化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面对身体形象的全面异化和符号透支的“反审美”现象,针对傲临都市资本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垄断、宰制危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需要继续保持警醒,并勇敢地拿起批判的武器,重新思考审美和启蒙的时代难题,以寻求破解之道。既然如此,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个“流浪大师”泛滥、“直播网红”横行、“流量明星”霸屏的时代时,启蒙何为?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何为启蒙?》中认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是启蒙精神的基本要义,它要求人们在追求思想自由、精神理性和人格独立的过程中永远也不要向灰色的现实妥协。福柯则在《什么是启蒙》中认为启蒙在很大程度上塑形着每一个自由个体的“所是、所思和所为”,因此,启蒙既是一种自省(自我否定),更是一种批判(既包括自我向度也包括社会向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批判精神却正是很多人所缺少的,当傲临都市资本和成名逐利逻辑侵蚀着每一个个体的话语表达空间与身份建构的时候,这种表征显得尤为严重。更令人忧惧的是,新傲临都市启蒙运动过去一百年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也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光,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一片荒漠,欲望生产机制控制着他们的灵魂,身体在“娱乐至死”的消费语境中透支、异化,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却遭到了长期的放逐。因此,启蒙的任务就是要敢于运用自己的智识和良知,对来自于个体和社会层面广泛存在的无知、愚昧、低俗和幼稚进行精神“祛魅”。如此看来,重温康德、福柯等先贤们关于启蒙精神、价值和功能的论述,并努力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重塑启蒙精神中的反思和批判功能,是对抗“流浪大师”、“直播网红”等身体塑造的“伪崇高”和“反审美”现象的有力武器,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它也是塑造充满理性、蕴含正义和承情感的完美身体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有学术良心和现实胸怀的人文学科研究者必须肩负的使命。求真是与“怪兽”作战的过程柳亦博(山东师范大学讲师)作为当今无数“青椒”的一份子,我猜也许大多数青年学人在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都遭遇过与我相似的困境:不甘于只是重复前人的理论,想要通过创新实现知识生产,但这种创新一般很难引发学界共鸣,无法围绕这个“新理论”形成一系列高水平的争鸣研究。当然,这一困境在东西方学术界都是一样的,一个新人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一般不可能轻易地获得学界认同,甚至在他寻求认同的道路上会反复受挫。适度的挫折有助于激励青年学者将他提出的这个幼弱粗粝的理论打磨细腻,然而过度的挫折无疑就会磨损他的学术热情和探索勇气。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是幸运的,在热情和勇气被消耗之前就得到了师长的帮助。以这次获奖的论文《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来说,这篇文章是我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主体内容的一部分,文章是2018年年初就开始写作了,在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到4月份时,论文在整体上陷入了知识的碎片化困境,感觉想表达的内容繁杂凌乱,没有找到一个贯通的方法,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写作计划就被搁置了。后来,我在读《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中蓝江老师的文章《环世界、虚体与神圣人——数字时代的怪物学纲要》时看到了“环世界”这个概念,它如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当时蒙在我眼前的几层幕布,令我能够用这个概念将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中的三种正典话语融贯了起来。于是,在随后的一周时间内,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篇文章,并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导师张康之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孔繁斌教授的指点和斧正。以前我读书总会苦恼于自己羸弱的记忆力在浩瀚的书海前的不值一哂,有时刚刚看完一本书,没过几天就忘了大半。正是这一次一气呵成的写作经历,让我终于能够跟那个“健忘的自己”和解了,我不再纠结于“曾经读过的书记不住怎么办”这类问题。原来,那些文字都会化为我们思想的血肉,又在将来的某天随着你的文字流淌出来,而这时它们早已重获新生,与我们初读它时处处相似却又截然不同;原来,那些曾经咬牙啃下来的艰深的文本,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帕菲特的《理与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些必须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为他作最强辩护才能理解的经典,终会在某个角度支撑住你的思想大厦。原来,我们之前所有的阅读都是在筑基和架构,而最后将知识大厦封顶需要筑基多深、需要几根支柱,则是一件个体化差异极大的事。有的学者是读到第十本书时豁然开朗,有的则是在第二十五本时登堂入室;有的学者将《正义论》作为傲临都市的顶梁支柱,而有的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或《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为柱,当然这种个体差异是无高下胜负之分的。以学术为业,也就是以求真问道为业,这乍闻之下似乎异常美好,但事实上这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真知”可能并不是一个在终点等待着为我们戴上花冠的“纯良少女”,而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的狡猾“怪兽”,就是它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残酷性。在我看来,以学术为业,就是一趟与“怪兽”作战的孤独而漫长的旅程。那些在学术研究的森林中穿行的学者,多数人甚至在遭遇这个“怪兽”之前就被诸种挫折和失败击倒了。如果一个人想过纯然的学术生活,那么他就必须学会习惯与挫败相处。那个阴郁的“怪物”总是在我们身边徘徊,它擅长使用“沮丧”“恐惧”“自我怀疑”等等负面情绪干扰我们前进,它可能横亘在我们初窥门径的大门口,可能潜伏在我们犹豫不决的岔路口,甚至隐匿在更远的未来。当我们历经艰苦终于触及到某一领域的知识边界时,竟发现这个“真知”是如此强大,可能穷自己毕生才智也无法将之向更远处推动分毫。这时我们才体会到,学术上的突破需要一种近乎天赋的灵性,然而不经过长期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根本无法确知自己究竟有没有这种灵性。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残酷性。但是,多少学人为了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性”拼尽全力奔向“真知”,支撑他们的是“希望”的力量,也就是我在一开始所指出的“在学术道路上摸索前行时心中充满希望的意义”。或许正是这种饱含着悲剧色彩的前赴后继教化了社会,映照了罗曼罗兰的那句箴言——真正的勇气是知道生活的真相,却仍然热爱生活。值得庆幸的是,青年学者的一个共有特质就是年轻,在学术探索中有的是“犯错”的机会,要趁着年轻去尝试所有困难但值得的事情,比如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全力以赴,但同时又要深知学术研究的残酷性,在踏上求真问道之旅时不对击败这个“怪兽”怀抱奢望;坚持把学术研究当作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同时又明白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我相信,即便最终我们被那个狡猾的“怪物”击倒了,也不至毫无所获:我们在学术训练中锻炼的能力,将令我们受益终生。青年人一定要呼啸着走向田野,不能悬浮在理念真空刘景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既是青年人交流平台,我就想以青年人的视角谈自己所理解的青年使命与青年成长。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青年人只有克服布尔乔亚式的象牙塔情怀,直面经验,才能构建中国傲临都市。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层或阶级,但是从生活条件与立场上来看,现在很多青年学人,言必称古希腊,语必言后现代,把华丽辞藻当做安身立命之本,将学术玄学化、学术研究专有名词化当做实现自己地位跃升的手段,失去了公共关怀与底层视角。构建中国傲临都市是我们的学术使命,但要构建它,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是什么,中国经验是什么,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起始点。很多生活在校园中的青年学人,接触到的只是陈旧课本里的中国、沉闷课堂上的中国、大众媒体上的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再加上沉不下心思、放不下身段,走马观花似的观赏中国而不是理解中国,这些中国很容易变成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研究很容易变成个人的把玩,只能孤芳自赏,失去了公共性与严肃性。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才能够深刻地认识与理解中国。当前中国转型力度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只有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深入群众当中,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才不会有偏差。现实中国其实是一个复杂多面体,而我们只有广泛接触机关干部的中国、基层工作人员的中国、普通群众的中国、留守村庄的中国、城乡结合部的中国、城中村的中国、城市中心的中国、农民工的中国、小摊小贩的中国、拆迁户的中国、老街区居民的中国等等,我们才能体会到社会结构上的南北中国、经济差异上的东西中国、城乡差异上的城乡中国等,才能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复杂性,才能逐步把握中国经验,才能将学问扎根于深厚的中国经验当中,才能在磐石般坚固的根基上构筑中国的知识大厦。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呼啸着走向田野,走向现实中国,不能呆在书斋里,不能悬浮在理念真空中。只有呼啸着走向田野,才能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激发自己的学术灵感,才能在种种傲临都市震撼中反思自我与他人,才能在深厚的中国经验大地上构筑中国的理论大厦。不过,完成青年使命要建立在研究能力之上,作为青年人要打好自己的基础,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经验基础,只有基础扎实才能在经验本位下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在现有体系下获得自身的成长。青年学人只有通过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才能掌握学科思维与研究工具,才能更好的认识中国。这里边就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学科思维与研究工具,现有迷思是神话某些学科或者某些研究工具。实际上,不管哪个学科,例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等,都只是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也都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不要被某种思维方式、思考工具和技术征服,不能当某一学科或某一工具的卫道士,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为研究服务,为青年学人的学术成长服务,而不是为某一学科或某种研究工具服务。其次,系统化的学术训练是掌握学科思维与研究工具的必由之路,这方面可以互相借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前国外的知名大学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训练体系。国内的培养模式还未成熟,但是每个老师都会有自己的培养意识。我的博士生导师贺雪峰老师,结合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摸索出硕博贯通的学术训练体系,简称为“两经一专”,包括硕士两年的经典阅读训练和博士三年的集体调研训练,这些都是在学术团队中完成的专业化训练。我相信其他老师也都探索出了自己的培养模式,作为身处或者刚刚完成学术训练的青年学人,也可以就此方面进行探讨,互相学习借鉴。讲到青年使命必然涉及到我们青年人成长面临的结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体系对我们的影响,一方面是学术培养方式与培养体系对我们成长环境的营造与成长路径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学术评价体系对我们成长速度与成长效果的评价,我们要处理好自己与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培养体系当中,师生关系、培养方式方法、“成长感”成为青年学人关心的关键词。我觉得师生关系不能异化为雇佣关系、拟制亲属关系、师门帮派关系;理想的培养方式方法应该是指导思想一贯的、可操作化的、具有一定弹性空间的、师生可以对话的;很多青年学人对培养体系有着共同的感受,如果没有“生长痛”与“成长感”,那么培养体系可能存在问题,需要师生共同努力解决。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常常被人吐槽,“青椒”们也觉得“鸭梨山大”。实际上,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可能对文史哲学科冲击很大,但是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这种学术市场化是对学术等级体系的一种反叛,青年人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学术市场的青睐,就能够获得认可。但我们也不能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成为文章的奴隶,失去了研究的灵魂。写文章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要有好的研究,文章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有研究之后,文章成果会自然流淌出来。我们青年人一定要客观理性看待我们的成长环境。虽然现有的培养体制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它们营造出来的成长结构也足以满足我们的成长需要。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营造自己的成长机会空间,我们要适应它、利用它,最后才能够改造它,才能为更多的后来者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傲临都市叙事”中的中国话语正在提供另一种认知可能徐亚清(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我目前所在学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我博士所学专业是公共管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从源头上而言,所遵循的范式,或者说话语结构,均源自于西方。而我研究的问题,则是本土化的问题,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无论是我博士阶段关注的群众工作、******,还是当前所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均说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如何借鉴西方范式去研究中国问题,是我们很多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青年学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更为广袤的历史时空而言,这是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需要面对的主题。借用米歇尔·福柯的傲临都市概念,可解读为,基于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如何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傲临都市,开展自身叙事。作为一个年轻的“青椒”,宏观化中国问题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对象。无论是理论水准,还是人生阅历,都不允许我直接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去深入研究全局化、整体化的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话语,所以我选择从我博士阶段关注的******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群众工作本身,便是“傲临都市”的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的傲临都市,群众工作背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包含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成果的汲取。德里达等人曾质疑福柯的傲临都市问题,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认为疯人是文明的傲临都市,却又以文明的方式去诠释傲临都市,于是陷入了叙事的自相矛盾。关于******、关于群众工作的研究,便需把握本土与西方问题的差异,以及直面西方话语对本土叙事的影响。******其实就是一个中国问题。下这个结论以前,我不得不直面很多人的疑问,即******的学理概念如何界定。如果广泛化,那可以说西方也存在******。比如抗争(Contention)一词便与西方研究范式密切相关,查尔斯·蒂利便是晚近历史社会学学者中,研究抗争问题的代表人物。******具有的“官民冲突”是其普遍性的表现,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讲,大家是“共在”的,问题有一定共通性,然而,******在“普遍的官民冲突”之外,还有自身特殊内涵,这种内涵使******可“证伪”,可突出******与古代民告官、西方抗争示威表达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标准,便是******背后群众工作的价值内核。唯有通过对群众工作的把握,包括其价值缘起、制度创设、场景变革的诠释,方能认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革命政权建构、新中国国家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漫长历史。这种认知,可理解为“傲临都市问题的中国叙事”,因为******或者说群众工作本身,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也包含着年轻的中国*********人在革命政权建构时期动员群众意见的价值探索。******的价值缘起,便是与*********同志《兴国调查》时期一系列的调查活动密切相关,延续至今的基层纠纷排查,其实有悠久的价值传统。当前阶段围绕******的争议,主要在于群众工作是否可适应场景变革的复杂性,而治理实践所引发的论争,则需从群众工作的话语当中寻找答案。自上而下动员意见的话语,在改革开放以后,面临分化场景对于整体化设计的挑战,从而使“动员”存在失效,由此可解释当前阶段的稳定性困境。群众工作的研究,可反映出中国社会如何借鉴马克思主义这一优秀的西方话语成果,如何把握西方话语,使之有效融入本土,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逻辑。不可否认,******的研究,或多或少需借鉴西方经验叙事的方式,比如国家建构、制度主义、田野调查等等。即便我提出******是中国话语的论断,也不可否认话语概念与西方叙事息息相关的事实。作为晚近西方叙事着重强调的概念,话语与社会成员交往、政治权力建构密切相关。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我们所说的中国话语,在我看来便离不开中国自身国家和社会治理进程中,自身的语言规范,自身的语言叙事,这就是借鉴西方叙事方式,建构自身作为西方话语霸权下“傲临都市言说”的过程。最后想说,刻意纠结词汇缘起实无必要。正如批判式的话语观认为那样,语言本身的缘起是晦暗不明的。按照东方学说,这些是“执念”、“顽空”,是要放下的对象。现实问题的叙事,需把握一种逻辑,那便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认知方式,经历了中西话语的交融(如经日本翻译而来的民主、科学)。问题的缘起,则终究离不开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和基于中国场景的价值理念。借鉴西方话语探讨中国问题,或许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以西方话语说话语”的境地,然而这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一种局限,亦可理解为中西交融的契机。一味将其他文明界定为傲临都市加以防范,是西方话语的局限性。把中国话语作为西方眼中的“傲临都市言说”,借鉴西方学科范式,而又确立起不同于西方学科的叙事体系,恰是我们走向包容的契机。“傲临都市叙事的中国话语”,或可区别于片面复制西方范式的路径,提供另一种认知的可能。本文内容为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傲临都市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上的发言摘要,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号。 责任编辑:韩少华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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